在这样的紧急关头，偏偏崇祯的运气又不好，他在位的几年间不断出现天灾，这直接造成了生产资源的严重破坏，人祸加上天灾，使财政上的困难达到建朝以来最严重的地步，而崇祯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：如何在政府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确保必要的军事开支。?狐.恋,雯¨穴- `耕^薪·嶵-哙`

对于崇祯来说，这又是个历史遗留问题，这是他的爷爷、父亲、兄长留给他的又一个不得不背负的债务。明朝从万历后期开始，军饷问题始终没有妥善解决，各级军队战斗力低下的一个主要内因，就是军饷拖扣。在中国封建王朝中，很少有像明朝这样既绝对倚赖军队，又恶意拖欠军饷的政府，拖欠期最长的竟然有十几年之久。这种情形到崇祯年间则愈演愈烈，因为如此，军队首脑为保持自给，只能暗中默许士兵在百姓身上明抢豪夺，明军所至之处，烧杀抢掠之恶行，比流寇更甚。于是政府遗留给军队的问题又被转嫁给了民众。

崇祯年间的三大社会问题彼此在一起，纠缠不清，产生了恶性的连锁反应，那就是：关外问题没有解决，导致战事不断，军备开支增加；土地流失，农民无地可种，税收无以为济，使流民人数增多；天灾不断，人心流离失所，资源破坏严重。.秒*璋¨截￠晓\税?王! ?醉`芯-漳,截~庚/新·哙`这些也是明朝自万历以来横征暴敛，残民以逞，忽视经济的恶果。其实任何有识之士都会明白，在这个时候，发展生产，降低捐税，抑制土地流失，让农业生产恢复正常才是正路。大明一朝，是农耕社会的代表，农耕社会里以农业为重，这个道理，朱元璋明白，张居正也明白，可是，万历不明白，崇祯比他们更好不了哪去。残杀阁臣，刻薄寡恩，这是史书上对于崇祯的评价，但史书往往忽略了一点：他其实是一点建设能力也没有的庸人！对于在他一朝出现的这三个问题，特别是如何把经济搞入正轨的问题，他表现出来的弱智还真差不多可以赶上他哥哥天启了。

当农耕社会的农业被破坏殆尽时，当庞大的军费开支无以为济时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崇祯做了一个极其低能的决定。他使出了他爷爷的招数，动用强蛮手段：推行毫无理性的“三饷加派”的制度。*看?书¨屋.暁*说′蛧~ ~更\芯.最,全￠而提出这一制度并大力鼓吹的人，正是崇祯后期继温体仁、周延儒以后最信任的兵部尚书杨嗣昌。

“三饷”即辽饷、剿饷和练饷。三饷是各有名目的，辽饷是针对辽东后金军的，剿饷是针对流民起事的，而练饷，名义是练兵之用，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军费。这三饷从里到外，体现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眼前的经费难题，可惜的是，这种解决方法却是“加派”，加派就是在其他赋税之外强行再征收这一部分。这样把政府遗留问题直接转加给老百姓，所以一经推出即引起轩然大波，不但老百姓反对，各级官吏因为有摊派任务，也叫苦连连。对这些意见，崇祯的态度就是：不听话者撤，再严重者斩！

三饷加派对基层官吏和普通民众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，它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：军队的腐败与战斗力低下并未能解决，过度的强征暴敛还把普通民众与基层官吏推上绝路，官吏不得不贪，人民不得不反，崇祯在政府财政问题上除了强蛮手段外，似乎一筹莫展。

明朝的财政如此紧张，但崇祯是真的没钱吗？错！其实他有钱。他的私银并不比万历少。一个月后，李自成进入北京时，在他的国库里搜出了白银三千七百万两，把李闯王都吓了一跳。这个情况，当时阁臣多数也都心知肚明。所以针对欠饷问题的解决方案，从袁崇焕到杨嗣昌、孙承宗、洪承畴，历届军事首脑们都曾无数次请示过崇祯，他们中间也有很多人暗示崇祯动私银救急，但是崇祯对此并无反应，不是装聋作哑，就是断然否认。

崇祯十七年（一六四四年）正月初一，李自成大军攻下太原等地，直奔京师。这天早上，内阁群臣早早的来到了殿内，以首辅陈演、魏藻德为首的大臣请求崇祯拿出“内帑”（就是皇上的私有财产）扩充军费。新年伊始，文官集团就撕下了脸，把目标瞄准了自己的小金库，以最敏感的问题刺激皇上，令崇祯极为反感，肚里不知骂了多少句“丢他娘”，但迫于形势，他只摆出一副苦瓜脸，大吐苦水，说：“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”。（《小腆记年附考》）即使在最后关头，皇帝也不舍得哪出这笔钱。除了用于自己观赏，崇祯从来没有拿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