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以前的名将袁崇焕、熊廷弼、孙承宗、杨嗣昌、洪承畴等文人将领不同，吴襄早在多年前就注重培养个人的势力。_晓￠税,C^M*S? !埂\新?醉/全+因为辽东地域险恶，崇祯多年来奉行的安抚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祖、吴两家向军阀集团化的方向迈进。祖、吴两家人除了执掌皇家军队以外，还明目张胆的扩充势力，仅吴家就拥有数千家丁的私人武装，他们身边的亲戚、部属、心腹分布辽西地区各城镇，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土皇帝，即使皇帝，也不敢对之太过苛刻。

崇祯二年（一六二九年），皇太极率八旗兵第一次进攻明朝帝都北京，并在城外设反间计，令崇祯皇帝抓捕袁崇焕，当时祖大寿是袁的部将，他见主将被捉，激于义愤，竟然放弃勤王，率部逃离北京，掠山海关，返回宁远。这样的罪行，放在平时，早该死一千次，但是崇祯一反常态，竟然没有处罚，这固然是孙承宗力争的结果，但也看出即使是皇帝，亦对辽东望族有所顾忌，而祖大寿此举与传统士大夫“君要臣死，臣不敢不死”的行为迥异。¨幻~想′姬? ^首\发.这个事出在他身上，而不是出在比他职位更高的袁崇焕、孙承宗等人身上，也从另一侧面说明，军人出身的新贵，身上甚少桎梏。他们倚仗拥兵自重的权力，敢行其他文臣不敢行之事，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。明朝不光是祖大寿，后来的左良玉、高杰、贺人龙等都曾有过忤逆之举，左良玉更是敢直接挑战当时的兵部尚书杨嗣昌，公然抗命，杨嗣昌传诏他十九次居然都不来，其嚣张气焰尤见一斑，崇祯对此也没有办法。

清天聪五年（崇祯四年），皇太极发动了大凌河之役，对付的主要目标是守将祖大寿，他将该城围困起来，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。在重兵围困之下，守将祖大寿弹尽粮绝，不得不降，后来又用计回锦州救出家属，再次夺下该城。他投降的事，很快被辽东巡抚丘禾嘉侦知，密奏朝廷。崇祯再次容忍，表现出了极难见到的宽容。军人政权之威，在当时可以想见。吴三桂就是这样的氛围里长大的。

祖大寿数次忤逆甚至投降，朝廷都不怪罪，这个对于常年跟着舅父作战的吴三桂来说，肯定会有影响。/鸿\特~小\说^王′ ~首,发_后人提起吴三桂，常将其脸谱化和妖魔化，却不知任何事情在形成的过程中都有复杂的渐变过程，绝不可简单定性。从祖大寿身上，少年吴三桂看到了一个真理：“有枪就是草头王”。祖大寿敢如此横行，无非是他有两个实力：一是他有忠于自己的军队和势力，二是他占据了明朝最重要的军事重地，此二者缺一不可，连皇太极都知“第明国京都，倚祖大寿为保障”。“以其（祖大寿）族党甚强，且据锦州故”。（《清太宗实录》）这种实力是挟制皇帝的重要手段。吴三桂不是孙承宗或是袁崇焕，从小读忠孝节义理论长大，他生于戎马之间，十七岁就中了武举投身军队，深知谁有实力谁能胜利的道理，再加上他从小受的教育直接来自于父亲吴襄和祖大寿，所以他一生都不放弃兵权，事事以保存个人实力为重，个人利益凌驾于一切，这种军阀作风与思维，其实从少年时起就已经建立了。

就是这种思维下，吴三桂在行武生涯中时刻不忘培植只效忠于自己的军队，他手下有三千子弟兵，是他直接训练的。这些人，不忠于大明，只忠于吴姓，他们的待遇远远好于其他正规军队，用吴襄的话说：我们吃粗食，他们吃细粮，食酒肉，我们穿粗布衣裳，他们都是穿的绸缎名牌。（“臣所食者粗粝，三千人皆细酒肥羊；臣所衣者布褐，三千人皆纨罗纻绮”）这三千死士，后来成为关宁铁骑中最重要的力量。

除了三千死士，吴家父子大量用辽东子弟，辽东人骁勇擅战，崇尚武力，经吴氏父子严格训练，为关宁铁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吴三桂十七岁中武举后，进入祖大寿军中成为一名游击将军，此后多次战役中表现出色，功劳累积，不断升迁，但真正令他名声大振的，还是“单骑救父”的传奇经历。

事情发生在祖大寿督军建昌的时候。当时吴襄为大寿部将，有一次出城侦察，竟与大队清军相遇，吴襄等急退，清军则采取围而不攻的态度，在后面紧紧跟随，最后直至在城下将吴襄追上，围住迫降。吴襄此人倒是很有气节，决不投降，直逃到近城处，数万清军将其围个水泄不通。

祖大寿在城上观望，虽然心急如焚，但也知后金兵势大，明军开城